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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时尚

一趟没有健康码的跨国旅行

Louis Hothothot:因为身份证和手机号均过了期,飞到中国后我无法申请健康码。出了隔离酒店,我心怀忐忑飞回家乡。

一场疫情,让亚欧两个大陆离得更远。当国际间的封锁刚刚松动,我马上买了一张飞中国的机票。我的选择并不多,仅有4家航空公司可以从阿姆斯特丹飞到中国。我选择了从未乘坐过的厦门航空。虽然是打了折的机票,仍然是疫情前的8倍的价格。

当飞机爬上云层的时候,我隔着小窗子看着下面的土地。它们变得越来越开阔、也越来越模糊。最终,眼前看到的,只是抽象的亿万个方格。我想:这和我故乡的村落也没有什么两样!

我坐飞机中部舱门的座位处,一个空姐就坐在我的对面,正襟危坐,除了戴有口罩和护目镜,还有宽大的、从头到脚的塑料衣。这些让她的行动不像往常那般灵便,但她仍能保持端庄。她的主要工作之一,是为上厕所的乘客发塑料手套,并且嘱托要正确洗手、不要直接接触厕所内的东西等;等到乘客出来,她再将乘客刚刚用过的手套丢到塑料垃圾袋里。乘客睡着的时候,她偶尔坐着打一个盹,大多数时间,她都正襟危坐、端庄地坐着。

她的声音很温柔,谈到孩子的时候,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立刻变得闪烁了起来。在国际航班返回之后,机组人员也要和所有乘客一样,被隔离两个星期之后才能回家。而一个星期之后,她又要出勤。所以,陪孩子一个星期,接下来有4天的飞行时间,然后是两个星期的隔离——这便是她月循环!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前,航空业在疫情期间受到重创,对我来说只是新闻网格中的一个又一个填充物。但是,一个母亲的简短倾诉,瞬间便让冰冷的数据,变得有了体温。想到这些,我不由自主地配合起她们繁复的体温检查。

一个刻板的官僚系统,也会因为执行者的亲和力而变得被人接受。这个制度的制定者,恐怕对此了如指掌。

在酒店隔离期间做核酸检测的人

在厦门机场,去北京的乘客被分配到一个厅等候大巴。

飞机着陆的那一刻,我手里的那张当天下午飞北京的机票,便快速地以一种“委婉”的方式宣告作废。空姐离开,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指令。没有人来沟通,也没有人解释当下的情况,更加没有人为繁复的检查致歉。检车人员带着不耐烦的、甚至是嫌弃的态度,像是对待作奸犯科的囚犯,只用标语一样的简洁指令:“请排好队检查体温!”“请排好队扫码登记!”“请排好队抽血!”“去北京的乘客请排队到xx厅等候!”所有的执行人员,无论是海关的、机场的还是航空公司的,没有人能回答我最紧迫的问题——“我今天下午能不能飞北京?”

当我被一环又一环的指令牵着鼻子走上去往酒店的大巴车的时候,我手机多了福建海关和厦门健康码两个app程序,少了80%的电量。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怎么出海关?这个社会问题逐渐盖过了我的私人问题,后者已经被我自我回答了,我甚至已经发了一条信息给北京的家人:我今天下午回不去了,要在厦门隔离两个星期!

这种缺少解释和沟通的管理方式,毫无疑问地给人带来更多的焦虑。我尽量、而且只能相信“有关部门”能够帮助到我。好吧!就为了自由,让渡所有的隐私和权力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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